凉山彝海村
深圳较场尾民宿。
广西龙胜梯田民居。
顺应民宿旅游业态发展,国家旅游局发布的《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》于201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,首次对民宿进行了定义。广东、浙江、福建等地也以地方法规形式对民宿的发展进行引导、支持和规范。以往身份存疑的民宿开始一次次出现在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中,民宿业从“小火慢炖”到了“红火爆炒”的时候了吗?
阳光打在花木上,房子在风景里,慵懒的小院,猫狗在闲逛。青砖瓦屋、碎石小院,主客如友,随意安处。印象中民宿仿佛就是这样的。
国内民宿最早在一些古镇兴起,后来又成群落户在山乡、海滨,大城小镇,如雨后春笋般,发展成一种完全不同于酒店,又有别于客栈的存在。
火热市场下的冷遇危机
面朝大海,深圳大鹏湾畔的渔村较场尾短短几年,从一个不知名的海边渔村,成为“民宿小镇”。
6年前来到较场尾的王海波是第一批民宿经营者。当时一些旅游爱好者因为原生态的“野山野海”停留在这里。之后短短五六年时间里,较场尾的民宿猛增到376家,分布在两三公里长的海岸线上。
大鹏新区文体旅游局廖传喜介绍,较场尾所在的大鹏半岛现有民宿1182家、11447间客房、18048个床位,占了大鹏新区旅游住宿整体接待能力65%以上。
这些民宿以情怀开端,以文艺经营,盘活了原本与旅游无缘的原生态村落小镇,带动当地居民致富。社区旅游总收入从无到有,一举迈过亿元大关。原居民分红从2009年底人均不到900元,增加到3000元左右。
但民宿爆红,问题也随之而来。
首先是市场过热,导致营利前景不明朗。据计算,大鹏新区每万旅游人口对应民宿0.65家,比鼓浪屿0.37家、西湖景区0.21家均高得多。蜂拥的投资者和高频转让,使得民居租金水涨船高,平均每户月租1.4万元左右,几乎是国内最高。
其次是新加入的经营者水平参差不齐。过去“情怀+好故事+服务友好”的民宿经营模式遭到破坏,经营者不再以经营自己梦想的方式经营民宿,高投入下是对高回报的迫切期望,模仿、粗制滥造比比皆是。
相比之下,游客显然更冷静。王海波说,5年间民宿数量增加了10倍,住客却没有增加那么多,近两年每年甚至下滑3%—5%。
管理已介入 六证尚难全
为了促进民宿业的有序发展,一些管理措施正在逐步实行。
大鹏新区两年前出台《大鹏新区民宿管理办法(试行)》,对民宿准入不设置行政许可或者审批,而是实行“社区自治、行业自律、部门监管、属地统筹”的管理原则,避免了管理层面政府的“大包大揽”。
这个办法不仅让民宿有了“出生证”,还推动成立了国内首个民宿协会。协会与管理部门携手,制定新区民宿行业标准,制定《民宿行业自律和惩戒办法》,发布新区民宿行业自律公约和民宿行业经营负面清单,规范民宿行业诚信自律经营。2016年底以来协会累计进行调解等20余次。对民宿健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。
但是《办法》还不“完美”。它对民宿经营提出的关键要求——消防安全鉴定文件、房屋安全鉴定文件、同意民宿经营证明、民宿经营责任协议、营业执照、加入民宿协会证明等六证齐全——就卡了壳。虽然政府三令五申没有六证就取缔经营,但两年过去,90%以上的民宿依然没有六证。
大鹏新区民宿协会副会长董淑敬介绍,民宿租用的村民房屋,90%以上达不到消防安全和房屋安全鉴定要求。要达标,消防和房屋安全方面的投入要翻倍。在一般为期6年的租赁期内,经营者一方面担心短期收不回成本,又对长期经营没有信心,不敢投入,只好上演“拖字诀”。
董淑敬表示,考虑到民宿业的特点,以及投资的难度和周期,需要找到一个大家接受的办法。
抓住产业发展的好时机
旅游民宿在欧洲有一套成熟的标准和管理办法,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。
上个世纪60年代,随着经济逐渐复苏,法国城市人口出城度假的需求越来越旺盛,乡村农场主将废弃的房屋和谷仓进行改建,形成了早期的法国民宿。法国政府对民宿的占地面积、设备配置、环境卫生等都有严格要求,每五年进行一次评鉴。良好的管理形成了庞大的产业,现在法国民宿联合会包含6万家民宿,每年产生20亿欧元(约合140亿元人民币)的营业额,同时提供3100个就业岗位。
英国旅店服务业在欧洲的评分最高,而英国民宿的评分比本国的饭店还要高出15%。
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,是一个行业提升的必需要素。
经过多年发展,我国民宿业开始从灰色地带走到阳光下。国家和地方政策法规开始关注和引导,这就是一个产业发展最好的时机。
去年11月,广东出台了《广东省旅游条例》,对谁经营、用什么经营,谁来规划、引导,采取什么方式,都有了明明白白的说法。《条例》还明确对民宿实行登记制度,对民宿建设风格进行规定,强调了民宿的人文内涵。
广州旅行社行业协会秘书长辜明德表示,以地方性法规形式对民宿发展进行引导、支持和规范,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广东民宿旅游经营管理法规的空白。目前,广东民宿发展聚集度不够,品牌形象不突出,岭南特色不鲜明等问题。发展可以结合老街区复兴,利用空置房。政府对产业的扶持不一定局限于资金上,还有配套的政策法规的完善、基础设施的建设、内容的宣传推广等。